宋代理学家、关学创始人张载，在其著作《正蒙》第十七篇《乾称篇》的开头有一段话，张载把它抄录贴在西边的窗户上，称《订顽》。程颐将其改名为《西铭》，对其推崇备至，甚至将之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经典相提并论。程颐称赞说：“《西铭》明理一而分殊，扩前圣所未发，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，自孟子后盖未之见。”张载在《西铭》中说：“乾称父，坤称母；予兹藐焉，乃混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，吾其体；天地之帅，吾其性。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天是我的父亲，地是我的母亲，人都是天地所生，禀受天地之气而成性，其在宇宙间是很藐小的，和万物一样生存于天地之间。阴阳二气构成了人的身体，“太虚”之气规定了人善良的本性。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，天地间的人和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，所以，我们对他人均应像兄弟一样去对待，对万物也应像对人一样去关爱。

　　张载在“万物一体”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基础上，提出的“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”这一思想，被后世学者概括为“民胞物与”。“民胞物与”是《西铭》的核心思想，被后世视为孟子之后论仁求仁的精华思想。

　　“民胞物与”的哲学基础，是儒家“万物一体”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。在张载看来，天地之所以是我们的父母，世间民众都是我们的兄弟，万物都是我们的同伴，就在于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，都是因气化而有生，禀同气而成性。显然，张载是认为万物禀赋的气决定了人性和万物之性。这样，从禀赋之气所承载的价值意义上说，所有的人与物都是平等的，都应该共享应有的公平。由此就必须以“民胞物与”的态度，看待和处理人与人、人与物的关系。

　　“民胞物与”包括“民胞”和“物与”两个方面。就“民胞”来说，作为每一生命个体的人，既生于天地间，就必须自觉地“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”，所以都应该尽自己的伦理责任，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，对他人尽忠，对亲人尽孝；同时也要以仁爱的德性，关爱社会上生存状态各异的族群，特别要关爱那些弱势群体。故张载在《西铭》中接着说：“尊高年，所以长其长；慈孤弱，所以幼其幼。”“凡天下疲癃残疾、惸独鳏寡，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。”强调既要尊长慈幼，还要关爱那些“疲癃残疾”和“惸独鳏寡”的人，把天下残疾孤苦、受苦受难、无处申告的弱势群体，都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。

　　就“物与”来说，就是要以仁爱的德性对待宇宙间的万物，将其视为人类的同伴而平等地予以关照。既如此，就要引物为同类，秉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，而不应为了自身的生存无限度地征服自然，甚至以牺牲其他物类的生存为代价。张载把自然万物视为人类同伴的观点，在当前环境污染、生态失衡等因素制约社会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，对于遏制不尊重自然、不注意环境保护而一味向自然索取的做法，对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，无疑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。可以看出，张载的“民胞物与”是从“万物一体”“天人合一”的宇宙论出发来论仁求仁的。

　　张载的“民胞物与”在儒家传统中有其深在的思想渊源。《论语》说“泛爱众，而亲仁”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，《孟子》说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”。儒家先贤的这些主张，已蕴涵着张载所说“民胞物与”的理念。《礼记·礼运篇》所说的“以天下为一家，以中国为一人”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的理想社会，也鲜明地包含着公平、平等和博爱的观念，其所说“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；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寡、孤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”，就是强调要给包括所有弱势群体在内的人们以各自所需要的关爱，这里已有了鲜明的博爱情怀。唐代韩愈说“博爱之谓仁”，把儒家的仁爱观明确提升到博爱的高度。到张载提出“民胞物与”，已从宇宙论和价值论相统一的层面，在“万物一体”“天人合一”的意义上讲一体同类，从而把人间大爱传递和扩展到广泛的人际和物类。传统儒家那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仁爱，也就被深化为以禀气而成性为基础的博爱，儒家的仁爱思想被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。二程也说“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”，王阳明讲“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”等，其所包含的博爱思想，都与张载所说“民胞物与”相通。

　　张载的“民胞物与”思想，一直影响着历代中华儿女，成为人们以仁爱之心处理己关系、人物关系的境界追求和方向指引，是中华民族和谐发展的重要价值理念，更是当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渊源。习近平主席指出：“今天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，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也前所未有。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”人类今天所面临的问题，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自行解决得了的，需要各国的协调和共同努力。只有坚持“民胞物与”的理念，把乾坤宇宙看作我们共同的家园，真正视“天下为一家”，才能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，实现世界大同。